同情暴徒

香港區域法院法官郭偉健審理隧道大字報斬人案,公然讚揚將女記者斬至重傷的暴徒,指其維護生活權在先,而香港的反道中運動是文革式的恐怖主義幾個受害人參與其中,洪姓刀手則在被捕後對傷者表達出「希望我的拘捕令他們釋懷」英雄烈士般的高尚情操,因此一再減刑,判囚四十五個月。
首先,問題是郭偉健用政治情緒撰寫判詞,將「文革」與恐怖主義」等量齊觀,已經觸犯中國。二○一八年九月,中國教育部名下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八年級下冊,將文革定性為「艱辛探索與建設成就」。
香港的反送中運動,若有一些徵狀與文革相似,也是香港年輕人的「艱辛探索」。香港因反送中而揚威國際,亦屬香港國際城市的人權民主建設成就。郭偉健法官將文革妖魔化,抹黑中國,再以此為基礎同情暴徒,其判案思維完全錯誤。

法官判案,有時確實要考慮行兇者的心理因素、家庭因素、社會環境因素。但最重要的是要全盤考慮呈上法庭的證據和事實。法庭中控辯雙方律師的陳詞,提供的環境因素當可考慮,但法庭外的資訊,即所謂 Extra Judicial Information,則不應在法官考慮之列。
反送中運動可能是一場社會革命,革命帶有強烈的情感。革命有維持社會公義的動機,但與法庭內法官維持法治公義的手段不同。郭偉健又聲稱被告人對傷者的「泱泱大度」為今日受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「鮮有」。何謂「鮮有」?有無統計數字?還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如梁卓偉、高永文、余若薇等的理性約束力更高,不會魯莽衝動,有如黑旋風李逵一樣,路見不平即拿起兩道板斧亂劈一通?
知識份子殺人放火的機率極低,但不可以此為郭偉健對所謂「基層人士」特別同情,因而歧視精英的特別理由。
香港時局動盪,法官也是人,不可能對林鄭的管治、武漢肺炎的爆發、美中冷戰、是否應該移民,沒有私人的觀點。
但法官的難處在於可否穿上黑袍時,人格分裂,將私下情緒的小我放在一邊,以類似上帝的理性的大我,審理案件。

譬如有一位女教師,有一天發現一個學生沒有上學。原來他家境貧困,父母染上武漢肺炎死亡,成為孤兒。
女教師曾經參加過反送中示威,平時奉秋瑾為中國女性主義偶像。此時她忍無可忍,竟通過走私幫買了一把手槍,搶劫中國銀行,然後又搶劫匯豐銀行,共得款二百萬,蒙面逃去。
她將一半現金派給包括這位窮學生孤兒在內的清貧百姓,另一半買口罩分配給醫護人員和窮人。
就在第三次行劫時,警方及時到場,一名男警員拔搶與女教師劫匪對峙,女教師告訴他:是為了社會公義、反林鄭,反全球化,因為目前的世界經濟秩序,促成了這場瘟疫大災難,貧富極度懸殊,才憤起反抗。
男警察向她說粗口,大罵她是「死曱甴」,一時衝動,女教師將男警員擊斃。
然後此案開審,陪審員九名,其中有七個自稱是蘋果日報長期訂戶;另外兩人看了幾十年的文匯大公。
或者陪審團成份倒過來:九人之中有八個是福建同鄉會同廣西同鄉會會員、工聯會和民建聯支持者。只有一個是蘋果日報十年以上訂戶。
被告女教師一再強調,是世界經濟秩序不公義在先,香港林鄭政府管治無能在後,她為了道義而反抗。對於被槍殺的死者家人,她表示深切的慰問。
請問這位被告,情操是否高尚?這宗案應該怎樣審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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